紀錄片《中國》劇照（圖/視覺中國）

人人熟知的動畫電影《葫蘆兄弟》有一句歌詞“葫蘆娃，葫蘆娃，一根藤上七朵花”，用以形容中國先秦時期的思想星空，甚是貼切。

那是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，東西方大師輩出，古典希臘和先秦中國尤其突出，“愛智慧”帶來繁星滿天。

先秦有百家之說，如果把春秋和戰(zhàn)國有名有姓的思想家都聚攏起來，當不止百人之數(shù)。其中以孔子、老子、墨子、孟子、莊子、荀子、韓非子在思想意義上最為重要，合稱“先秦七子”，仿若北斗七星，閃耀星河。

說他們是“葫蘆娃”，是因為那是中國哲學(xué)思想的起源時代，從發(fā)展意義上類似孩童時期；他們“出道即巔峰”，極其開闊深邃，也像葫蘆娃一般，一出生就本領(lǐng)高強。

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“一根藤”，他們之間是有內(nèi)在邏輯聯(lián)系的，歸根到底他們思考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，那就是“社會怎樣才更好”。彼此之間，或?qū)α⒔y(tǒng)一，或脈絡(luò)相繼，共同構(gòu)成一個長短相形、高下相傾、前后相隨的生態(tài)共塑的思想花園。

七子思想之魅力，本期各篇文章各有專敘，本文從大歷史角度，挑明那“一根藤”，以為讀者順藤摸瓜之助。

前史，創(chuàng)制與亂起

很有必要，先把思想爆發(fā)之前的事情做一概述。

武王伐紂，滅商興周，以武力改朝換代。但中國文明，凡事必須講究合情合理，不是誰的拳頭大誰就說了算。于是武王之弟周公，為新建立的周朝解決了幾個根本性問題。

首先是合法性。商朝極為迷信，認定自己是上帝后裔，而政權(quán)合法性來自上帝（皇天）。周朝與上帝沒有血緣關(guān)系，上帝不可能舍棄血緣子孫而將政權(quán)授予外族。但周公告訴人們，“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”，上帝不是誰家私有的，它是中立的，只看重道德，因此誰在道德上符合天意，誰就擁有天下。而天道玄遠，政權(quán)在道德上是否匹配天意，上天無言，民心代言，“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”，天意表現(xiàn)在民心。因此，政權(quán)合法性在于民心。

其次是王朝運行的制度。周公創(chuàng)設(shè)了宗法制度，天子是中心，諸侯拱衛(wèi)天子，諸侯又是中心，大夫拱衛(wèi)諸侯，大夫也是中心，士拱衛(wèi)大夫，大圈套小圈，形成意識形態(tài)和利益共同體。大圈如果不保，則小圈也為之動搖；小圈如果不受尊重，大圈也會有蟻穴之潰。睿智的周公設(shè)計了一個巧妙的框架，來確保每一個層級的封建主一榮俱榮、一損俱損。

最后是禮樂制度。禮樂是封建制度的外在表現(xiàn)，不同的圈層，不同的具體身份，有不同的權(quán)利和義務(wù)，因此就有不同的行為規(guī)范。禮樂制度的作用，就是從排場、衣著、住所、用物、人畜規(guī)模、言語方式、行為動作等方面全方位體現(xiàn)身份尊卑，確保各安其分，一旦越界，盡人皆知，盡人皆譏，天下共伐，以此形成約束。

在西周，這一套制度運行得還不錯，前期不遵守規(guī)矩的都被周公鎮(zhèn)壓，后期則依靠周王室的威望或者武力，持續(xù)運行。西周之所以亡，是自上而下的，厲王、幽王自身不重視這套制度，胡作非為，名聲敗壞，亡國而有東周。

東周是春秋和戰(zhàn)國的合稱。到了東周，周公創(chuàng)設(shè)的禮樂制度事實上已經(jīng)難以為繼，周鄭交質(zhì)，鄭莊公與天子作戰(zhàn)還射傷天子，秦文公和魯惠公祭天，楚國稱王，楚莊王問鼎，齊桓公問封禪之事，管仲家中設(shè)反坫，魯國季孫氏“八佾舞于庭”……一切都亂套了。而且，“弒君不啻割雞”，“臣弒其君，子弒其父”，春秋200余年一共殺死36位君主，真可謂禮崩樂壞。

戰(zhàn)亂頻仍，內(nèi)部相殺，淫風(fēng)甚盛，陰謀橫行……春秋時期，人們表面上還把周公的教化當作是非曲直的標準，背后則從未放在心上，你能想到的任何齷齪的行為，都能在春秋找到。

“興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”政治一步步變得毫無原則底線，每個諸侯國內(nèi)部都動蕩不安，普羅大眾的生活，就陷入水深火熱。

于是，我們的思想家們就登場了。

孔子，走一條最難的路

世道之混亂，人心之不古，政治之不堪，百姓之艱難，這是當時的思想家們面對的同樣的現(xiàn)實基礎(chǔ)，只是不同的人，開出了不同的藥方。

孔子是商朝貴族后裔，但他打心里認同周公的思想和典章制度，“周鑒于三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從周”。

在孔子看來，貴族的墮落，不是因為周公創(chuàng)立的制度、文化出了問題，而是人出了問題。禮不下庶人，禮都是用來規(guī)范貴族的，但當時的貴族，因為權(quán)力、土地、財富等欲望而相互爭斗，脫離了周公設(shè)定的軌道，人人不安職分、身份、名分，僭越出格，以致禍亂叢生，奸惡肆虐。因此孔子希望能回到過去的秩序，每一個位置上的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情，按照禮樂的原本要求行事，所謂“克己復(fù)禮”，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。

封建宗法制度是建立在血緣關(guān)系之上的，血緣關(guān)系越近的人之間，彼此負有越大的義務(wù)，情感的分配也是如此，呈現(xiàn)出一種根據(jù)血緣遠近而愛有差等的格局。孔子從人之常情、人之常識出發(fā)，確認親疏倫理的正當性，血緣至親是天生的，不可斬斷，其他都是后天的，弱于前者，只需根據(jù)親疏原則推理即可。由此團結(jié)起來的社會，就會是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。根據(jù)這樣的社會理想，他抽象出了仁義禮智信等道德標準，作為個人對自身加以觀照和提高的參照系。

后人把這稱為退化史觀，過去的才是好的，把回不去的過去看作一個烏托邦。然而歷史證明孔子非但沒有保守不進，反而超越了前人，退而瞻遠。他從周公禮樂制度中抽象出一種關(guān)于善與美的哲學(xué)精神，用來要求個人。“己欲達則達人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，“見賢思齊，見不賢而內(nèi)自省也”。不管身處何種時代，要求都是一致的，人的道德追求，可以脫離社會而存在，這樣的文化精神，就不因具體的社會制度、物質(zhì)形態(tài)的消亡而與之共滅。

夏朝文明消滅了，商朝文明消滅了，而周朝文明，則因為孔子的超越視野，而朝代雖滅文化永存，成為了中國文化精神的核心部分。再看世界其余古文明，古埃及，古印度，古巴比倫，美索不達米亞，均形神共滅，像中國文明這樣一以貫之的就剩下古希臘文明和希伯來文明。正因如此，后人才會說，天不生仲尼，萬古如長夜。

“政者，正也?！闭蔚谋玖x，是中正持衡。因此孔子提出的倫理原則，首先是用來要求居上位者，“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”。儒家理想想要實行，就必須努力去改善那些手握權(quán)力之人的道德境界，繼而改善全社會所有個體的道德境界，做到人人自律，各盡其分。每個人都以道德為自我要求，自我追求，社會當然就會好起來。

一看就知道，孔子選擇了一條最艱難的路。儒家知識分子以此為信條，孔子曰“知其不可為而為”，孟子曰“雖千萬人吾往矣”，后代仁人志士，都以他們做榜樣。

老莊，世間不值得

想要改變現(xiàn)實是極其艱難的，但要咒罵現(xiàn)實和逃避現(xiàn)實則不難。

老子就是典型的咒罵現(xiàn)實、逃避現(xiàn)實之人，青牛一匹，西出函谷，留下道德五千言。

同樣面對糟糕的現(xiàn)實，老子的態(tài)度和孔子完全不一樣。他不像孔子，善意地理解周公創(chuàng)制的初衷，把衰敗的政治看作好的原則被破壞的結(jié)果，而是從根本上否定那些原則，也從根本上否定當時的貴族政治的合法性和必要性。他不相信有一種先驗的道德意志，會協(xié)調(diào)萬物關(guān)系，世上沒有什么天然向善的價值；繼而他當然也就不相信有什么身負天命之人，有主動性和能動性去謀求百姓的福祉。“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”

在一般人的印象中，老子是個白胡子老頭，慈祥而脫俗，平靜又超然，而事實上，他對政治之評論，其尖銳、狠辣，可謂前無古人。他說：“民之饑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饑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?！薄懊癫晃匪?，奈何以死懼之？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為奇者吾得執(zhí)而殺之，孰敢？”“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?！?/span>

他又說：“天之道，損有余而補不足；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余?！?/span>

在他看來，當時的現(xiàn)實政治就是骯臟齷齪、一潭濁水，無藥可救。周公基于封建宗法制度而設(shè)立的那些道德原則、倫理標準，不但無用，而且起反作用，只不過是粉飾太平的詞匯堆砌而已?！按蟮缽U，有仁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偽；六親不和，有孝慈；國家昏亂，有忠臣?！?/span>

因此，他和孔子截然相反，不但不愿意恢復(fù)所謂周制，而且認為那些道德原則和倫理標準都應(yīng)該丟進糞坑里去，這樣老百姓反而過得安寧多了。這些居上位者都是一些無恥之徒，寄望他們實行仁義道德，無異于一個笑話，而且只會衍生更多骯臟齷齪。

那應(yīng)該怎么辦？老子說，你們啥也別干，老百姓就謝天謝地了?！敖^圣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(fù)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?！薄爸未髧襞胄□r”，“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”。

后世有思想者據(jù)此認為老子主張“小政府”，比附于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理論。比如新自由主義之父哈耶克就說自己的“自發(fā)秩序”理論與中國的老子一致。這是個天大的誤會，老子不是主張小政府，而是主張不要政府；他也沒有什么理性經(jīng)濟人假設(shè)，因為理性依賴知識和智力，而老子認為知識和智力是作偽行惡之源，“古之為治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。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”。自由市場的目的是分配，也就是達致欲望，而老子從根本上反對欲望?！安簧匈t，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。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是以圣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，常使民無知無欲?！?/span>

那么，老子是無政府主義者嗎？也不是，因為無政府主義還向往一種自治的美好社會，并且提倡人與人應(yīng)當相愛，而老子根本不在乎這些東西，他只認為，任其自然就好，凡事都不需要設(shè)計和刻意。

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明確地運用了對立統(tǒng)一的辯證法來思考社會問題，如：“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形，高下相傾；音聲相和，前后相隨。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?！边@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，產(chǎn)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罵完現(xiàn)實，老子就深入探討宇宙之理去了，他的思想核心是“無”，無就是道，因此他在思想史上第一個提出了道這一概念?！靶中?，眾妙之門”，他把人生志趣安置在思考玄遠天道之上，漸漸離開了政治現(xiàn)實，留下青牛出關(guān)的背影。這些思想也一樣具有超越性，即人生應(yīng)當有不必依賴于社會而存在的終極價值，這是道家思想永存的關(guān)鍵。

老子去后100年左右，莊子出生，這是道家另一位大師。

莊子繼承了老子批判現(xiàn)實的路徑，認為“圣人不死，大盜不止”，對儒家的積極干預(yù)現(xiàn)實持否定態(tài)度。老子從來沒有提到過孔子，大約因為老子比孔子年長，但莊子則經(jīng)常提到孔子，雖然他不認可儒家思想，但對孔子從來沒有不敬之語。

儒家和道家都具有超越社會的終極關(guān)懷，任這世間無窮演進，“城頭變幻大王旗”，個人永遠能夠找到價值歸依，永遠不會陷入虛無。作為中國文化思想中最重要的兩支，它們都不把人生價值依歸安置于來世、彼岸，“子不語怪力亂神”，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，而莊子則說“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論”，它們的終極關(guān)懷都在現(xiàn)世，因此它們都不是宗教。

儒家和道家是正反兩面，互不認可，又彼此依存。事實上它們也具有互補性，在后代士人的身上共存。儒家關(guān)心道德原則，因此它的規(guī)范性很強，理想主義氛圍十分濃郁，凡事謹小慎微，人生比較局促，能像孔子那樣“從心所欲不逾矩”的人少之又少。而道家則玄想渺遠，神飛物外，不受現(xiàn)實局限。如老子對于道的縹緲思尋，“道之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?；匈忏辟?，其中有物”，這種思維的不確定的幽邃意境，是儒家所沒有的。而莊子，以其自由自在、馮虛御風(fēng)的偉大想象力，開闊了中國人的藝術(shù)審美境界。后世的屈原、李白、蘇東坡，那種浩蕩的哲學(xué)和藝術(shù)想象，都跟道家尤其是莊子開拓的審美境界直接相關(guān)。當他對現(xiàn)實不再積極，而對個體情意的體驗無限積極，哲學(xué)的真正魅力反而噴薄而出。漢末天下大亂，儒家思想解釋力下降，道家就又回歸到士人的胸懷和意念當中，故而有玄學(xué)誕生，有竹林七賢，有酣暢的酒海，有放肆的草書，有山水畫的起源……儒與道，逐漸融合在一起。

莊子那汪洋恣肆的想象力，和自由意志的宏大氣魄，摘引幾句，就能領(lǐng)略。

“夫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，而太山為??；莫壽乎殤子，而彭祖為夭。天地與我并生，而萬物與我為一。”

“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云?！?/span>

世間不值得，天地任逍遙。

墨子的博愛與孟子的心性論

自西漢開始，2000多年來，儒家是中國王權(quán)的官方思想。由此我們往往會形成一個錯覺，即認為先秦時代儒家就是占據(jù)主流地位。

事實上，儒家一直被當作參照系來提出不同的思想觀點，但儒家本身長期是弱勢的。到了戰(zhàn)國，孟子的時代，楊墨之學(xué)風(fēng)行，天下爭相論說，孟子正是看到“圣道不行”，起而著書立說。

墨家被概括為功利主義，而楊朱之學(xué)則被認為是個人主義。墨子講兼愛，即愛無差等，同等地愛每一個人，這與儒家基于家庭血緣的親疏倫理格局相悖；而楊朱注重自利，“拔一毛以利天下，不為也”，同時他也不需要天下拔一毛以利我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只需愛自己，縱欲享樂過此生。孟子從儒家的角度看去，楊朱只愛自己，不關(guān)心天下之人和公共利益，是“無君”；而墨子不論親疏地愛人，至親的父母也不偏愛，是“無父”?！盁o君無父，是禽獸也”，連人都算不上。

彼時雖是隔空爭論，但大師們的毒舌比之今朝，不遑多讓。

此時我們應(yīng)當再一次回味文首描述的亂離世道，這是一切思想的現(xiàn)實背景。楊朱有道家那種不在乎的意思，但他沒有更多超越性追求，只求自身逸樂。而墨子則相反，知行合一，他要起而改變。他認為，混亂之源、戰(zhàn)爭之禍，源于人們不相愛，“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(zhàn)，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，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”，于是他提出了兼愛理論。這又有點像后來新文化運動期間流行的無政府主義，軍閥與百姓，資本家與工人，以及所有人與人，都應(yīng)當相愛，達致和諧，“理論上說得通，事實上做不到”。

這是墨子最為可愛的一點。兼愛顯然體現(xiàn)出他身上具有宗教情懷，但他卻又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科學(xué)精神，凡事“究其所以然”的哲學(xué)家。

既然兼愛，當然就反對戰(zhàn)爭，因此墨子的另一個重要思想是“非攻”，國與國之間不要戰(zhàn)爭，發(fā)起戰(zhàn)爭是不義的。同樣地，這也是一個奢望，春秋后期兩次晉楚弭兵，都不能阻止諸侯廝殺。但墨子提出一個有利于天下的論斷，不是說完就算了，你說我的想法不現(xiàn)實，我就干給你看。因此他帶領(lǐng)著弟子們，建立了一個獨立于任何政權(quán)的社會組織，研究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(shù)，身體力行阻止戰(zhàn)爭。為首者稱為“鉅子”，一眾門徒，“赴火蹈刃，死不旋踵”。墨子是第一任鉅子，繼之者為禽滑釐，此外《呂氏春秋》記載，鉅子還有孟勝、田襄子和腹??！赌庸敗分惺黾埃訛榱酥钩ニ?，派出禽滑釐等300人，持守圉之器入宋以待楚師，而他自己則找到了幫助楚國的公輸般，一番沙盤推演，讓對方認輸。

讀者當然都知道，這種方法不可持續(xù)，但讀到此處，想必也會被墨子精神所感染而熱血沸騰，“覺氣沸沸從十指中出”。又會想起《神雕俠侶》，郭靖黃蓉守襄陽，俠氣縱橫。的確，中國文化中的俠義精神，主要源頭就是墨子，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位大俠。即便是罵墨子罵得最狠的孟子，也承認他“摩頂放踵，利天下而為之”。

如果我們認為，墨子認識滄海橫流的現(xiàn)實，止于人們不相愛，因此而嗤笑他的天真，那我們就是自己太天真了。墨子很清楚，問題核心之所在，是“階級固化”，龍生龍鳳生鳳，老鼠兒子會打洞。貴族的后代，就算是個白癡也一樣是貴族，一樣掌握權(quán)力。所以他又提出尚賢，“官無常貴，民無終賤，有能則舉之，無能則下之”，以此羅致人才，治理國家。這簡直就是在呼喚理性官僚制度和科舉制度了，因此他的思想也是非常深刻而先進的。他的“尚同”和“天志”思想，就是在當時對理性官僚制度、統(tǒng)一政令、建立有秩序的社會的想象。

在孟子看來，墨子這些想法，都是異端邪說。因為在儒家看來，天地是有秩序的，“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”，自然界每一個部分，每一種事物，都有各自的功能與職分，各安其分，就配合成和諧運轉(zhuǎn)的局面。折射到人類社會，這些功能與職分，就是不同的德，也就是不同的權(quán)利與義務(wù)。秩序大亂，是因為沒有各安其分，因而首先應(yīng)當正名，尋求名實相副。而我們認識自己的位置和道德要求，依靠的不是外力強行干涉，而是要撇除欲望，回到人性。

因此君子求諸己。人人求諸己，用常識就能感知什么是好，你認為對自己好的，就一樣去對待他人，你不想別人怎樣對待你，就不要同樣對待他人。

孟子堅決捍衛(wèi)孔子的思想，并且從理論上為孔子提供底層支持。我們都知道孔子“述而不作”，他只告訴弟子們對與錯，是與非，但從來不在艱深的理論上做太多闡述，所以子貢說“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”。孟子橫空出世，補上了這一闕如。

君子應(yīng)當求諸己，克己復(fù)禮，回到人的本性上來，那么必須有一個預(yù)設(shè)的前提，就是人性本善。孟子就是旗幟鮮明提出了性善論。他說：“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。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，幾希。善者，天下之達道也?！?/span>

善，是人的自然趨向，就像水一定是往低處流一樣。說完這一結(jié)論，孟子就要論證它。這是一個公理，證明起來最不容易?！叭酥援愑谇莴F者，幾希?！比艘彩莿游锏囊环N，和其他動物的相異之處極少，只有一點點。那一點點，就是人天生地具有道德感，也就是天性即善。

一個十分精彩的論證過程，以極簡的方式展開。他說：“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，非所以內(nèi)交于孺子之父母也，非所以要譽于鄉(xiāng)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?！?/span>

他設(shè)置了一個生活中常見的場景：在一瞬間，一個孩子就要掉進井里。孟子說，見到這一幕，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，任何人心里都會突然揪緊，下意識地就會出手相救。這一援手，不是因為我們想要和這個孩子的父母結(jié)交，不是因為我們想要在熟人圈子里獲得美好的名聲，也不是因為不喜歡聽到孩子在井里的哭喊。

事發(fā)突然，一切都來不及想，與現(xiàn)實利害毫無關(guān)系。為什么我們會有這種心與行的反應(yīng)？就是因為人性本善。

其言雖簡，但無法反駁。孟子在這一公理基礎(chǔ)上闡發(fā)了他的心性論?！皭烹[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?！睙o此四心，非人也。

后世加入了佛家修辭，所謂“明心見性”，其實就是由孟子而來。韓愈復(fù)古，是以孟子為儒家正宗；宋明理學(xué)所謂理、性、心，天理，性即理，心即理，學(xué)達性天，等等，都是對孟子心性論的發(fā)揚。

子夏、荀子、韓非子，法家之興

法家其實源自儒家，是對儒家理想主義的現(xiàn)實主義逆反，這一點，是孔子預(yù)料不到的。如果他地下有知，恐怕會氣得爬起來吧。

孔子不重法，而重禮。禮是教化，居上位者以身作則教導(dǎo)國人何為善，就會帶領(lǐng)舉國向善，人人都知道何為善，就不會行惡。在他看來，明文法條（刑）固然可以建立秩序，但那只是讓人不敢為，而非不想為。嚴刑峻法即便導(dǎo)向秩序井然，也是虛偽的秩序，因為人們不知善惡，不明禮義廉恥，這種社會令人窒息。以道德教化實現(xiàn)一個互愛、互信的社會，人在其中才有真正的舒適感。所以孔子說：“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。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”

由此顯露出孔子的天真，但也顯露出他的偉大，他始終相信人，反對暴政和警察國家。這也是周公創(chuàng)設(shè)禮樂制度的初衷，春秋雖亂，還是始終有堅守原則的賢人。比如鄭國子產(chǎn)鑄刑鼎，晉國賢大夫羊舌職就寫信去批評。春秋無義戰(zhàn)，但在表面上，諸侯、大夫之間，還是不敢明目張膽逾越禮義要求。

子夏（卜商）是孔子文學(xué)科的高足，他到晉國創(chuàng)立西河學(xué)派，發(fā)揚老師的思想，但在為政方面，則脫離了軌道，認為法律和制度也是治國之利器。正因如此，他被同門鄙視，被稱為“賤儒”“小人儒”。

孔子死在公元前479年，三家分晉（公元前481年）之后三年，無論是從政治上，還是思想上，都標志著周公之禮的徹底淪亡，戰(zhàn)國拉開了序幕。

戰(zhàn)國之名，來自舉國動員的戰(zhàn)爭。春秋時的戰(zhàn)爭，主要是貴族帶領(lǐng)家臣上陣，規(guī)模比較小，幾千人上陣已經(jīng)是大戰(zhàn)；戰(zhàn)場往往預(yù)先安排，對百姓的殺傷力也有限；雙方擺開陣勢，經(jīng)常還彬彬有禮，“君子不重傷，不擒二毛”，大夫在戰(zhàn)斗中見到敵方國君，甚至還會下車行禮。而在戰(zhàn)國，則是建立常備國防軍，舉國進行資源動員、人力動員，展開你死我活的滅國之戰(zhàn)，但凡能行動的百姓，都可能被編入行伍。因此我們看到戰(zhàn)國后期，動輒幾十萬人廝殺，一次戰(zhàn)勝，甚至活埋對方數(shù)十萬兵將。

這樣的世界對于孔子，就是理想的反面，是人間的地獄。

然而，儒家后輩卻為這種地獄局面的來臨進行了思想準備。除了子夏，儒家大師荀子也是法家的領(lǐng)路之人。

荀子反對孟子的性善論，針鋒相對提出了性惡論。雖然他的本意是強化儒家思想的解釋力和現(xiàn)實性，卻誤打誤撞地為法家提供了哲學(xué)基礎(chǔ)。

“今人之性，生而有好利焉，順是，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；生而有疾惡焉，順是，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；生而有耳目之欲，有好聲色焉，順是，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?！?/span>

他認為人性本惡，而善是禮的教導(dǎo)之下呈現(xiàn)的“偽”，偽不是虛偽，而是人為。其本意是承認人性之惡，而突出禮的重要性，才能實現(xiàn)“貴賤有等，長幼有差，貧富輕重皆有稱者”的局面。而既然人性本惡，那么法律制度的規(guī)范也就很重要，“罪至重而刑至輕，庸人不知惡矣，亂莫大焉。凡刑人之本，禁暴惡惡，且征其未也”。

“隆禮重法”，這就是邏輯結(jié)論。

但后學(xué)之人，拿捏著人性惡這一點，“順是”發(fā)揚，制定嚴刑峻法，為政權(quán)提供歸集資源、整合社會、動員戰(zhàn)爭的方法論，一個嚴酷的世界隨之到來。荀子之法，是罪刑相等的公開的制度，而法家之法，是專制統(tǒng)治、玩弄陰謀的工具。

千萬不要以為法家提倡的是今天的法治，它只是一種禁制手段，一種隨著形勢進展而無所不用其極的統(tǒng)治工具，編戶齊民，連坐告密，一應(yīng)俱全。

荀子有兩個徒弟，韓非和李斯，前者為秦國的殘酷暴政提供理論基礎(chǔ)，后者則幫助秦始皇掃滅六國，統(tǒng)一天下，并制定了“百代皆行”的秦政法。

韓非的理論，連西方文藝復(fù)興時期的馬基雅維利主義也望塵莫及。他們的目的都在強化君主權(quán)力，結(jié)束分裂局面，“為達目的不擇手段”。

他說，每個人都自私自利，好逸惡勞，哪怕是父子至親，也沒有什么倫理可言?！叭藶閶雰阂玻改葛B(yǎng)之簡，子長而怨；子盛壯成人，其供養(yǎng)薄，父母怒而誚之?！?/span>

因為人皆自私，所以造車的希望別人富貴，賣棺材的希望人們快死。

身為君主，也不要以為有威德就足以服人，說白了都是陰狠的利益關(guān)系。“后妃、夫人、太子之黨成，而欲君之死也，君不死，則勢不重。情非憎君也，利在君之死。”

在這樣一個“人對人是狼”的世界里，不要講什么道德，而要“重刑少賞”。“刑勝而民靜，賞繁而奸生。故治民者，刑勝，治之首也；賞繁，亂之本也?！?/span>

韓非的思想，實在令人脊背發(fā)寒，但在戰(zhàn)國后期，這一切都紛紛以“法”的名義，以“術(shù)”和“勢”的形式在現(xiàn)實中兌現(xiàn)。

韓非自己的下場很悲慘，漢代太史公評價他的時候，毫不留情，總結(jié)起來就是四個字：死有余辜。

儒者當然不喜歡他，但不意味著他說的不是真話。我們把他作為思想者來看待，置入歷史進程之中，他依然發(fā)揮了巨大作用。

儒家“重法”的學(xué)者，以及他們教出來的法家弟子，大多集中于三晉（韓趙魏），原因在于晉國公室被歷次削弱，權(quán)臣炙手可熱，到處都是亂臣賊子，弒君頻仍，最后豪門大族直接瓜分國家，自立為君。這是對周朝宗法制度和禮樂制度的直接顛覆，如果按照孔孟的理論，那些有權(quán)有勢的人，全都要釘在歷史恥辱柱上?？鬃硬贿^黃河，與此直接相關(guān)。

《孟子》里有初見魏惠王時對國君言行的生動描述，可見他們心中只有私利，而且不憚外露：“叟！不遠千里而來，亦將有以利吾國乎?！蔽夯萃踔游合逋鯚o知無畏，孟子對他的評價是：“望之不似人君，就之而不見所畏焉。”

殘暴之君和亂臣賊子，在儒家面前俱是敗類，但法家提供了一套去道德化的政治思想，等于是為這些人做了理論辯護，因此在三晉之地極受歡迎。子夏的著名弟子有李悝、吳起，李悝又有個弟子叫商鞅。李悝是魏國人；韓非子是韓國貴族；申不害是鄭國人，但鄭國被韓國吞并后在韓國長大；慎到是趙國人；李斯雖是楚國人，但跟著趙國的荀子學(xué)習(xí)。

他們開創(chuàng)了一個孔子所說的“無恥”的世界。比如，吳起為了取得魯國信任而為將，親手殺死了自己出身齊國的妻子，母親死了也不奔喪。

法家?guī)椭T侯國動員起傾國之戰(zhàn)，周朝分封“八百諸侯”，到戰(zhàn)國后期只剩下七國，全都在戰(zhàn)爭中打沒了。最后秦滅六國，秦又二世而亡，在那種幾近變態(tài)的意識形態(tài)驅(qū)使下，所有人都跳進了萬劫不復(fù)的深淵。

人民遭盡了劫難，而法家的變法者們，也基本上都沒有好下場，他們提倡的嚴刑峻法、陰謀詭計，最后反噬自身。李悝因為判決冤案，處決他人，被發(fā)現(xiàn)后，抵罪自殺；吳起在楚國變法，被守舊貴族殺死；申不害死因不詳，亦非善終；商鞅在秦國變法，得罪貴族，車裂身亡；韓非投秦之后被李斯陷害，冤死獄中；李斯參與秦朝宮廷政變，被“盟友”趙高設(shè)計處死。

秦始皇統(tǒng)一中國的功績無法否認，其中法家思想家和實踐家們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，后世繼承了統(tǒng)一的體制，并在西漢大儒董仲舒努力下形成了“大一統(tǒng)”的傳統(tǒng)，使得中國這個文明體，具備了民族向心力。

但秦朝的統(tǒng)治實在令人心有余悸，漢朝政權(quán)和知識分子都普遍在心理上抵制其死灰復(fù)燃，儒家學(xué)說走進了政治文化中心。其后各家學(xué)說不斷在歷史的顛仆前行中融合，愈發(fā)燦爛。在儒家理想感召下，正如魯迅先生所云，“我們自古以來，就有埋頭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為民請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這就是中國的脊梁”。

如今再看先秦思想歷程，在紙面上與那些思想家做深入的交流，唏噓之際，也覺心旌動搖，久久難以平復(fù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