驅趕記者從來不是新鮮現象，在一些地域性較強的重大災難事件現場，千方百計阻攔記者接近現場的，除了部分執(zhí)法者，還常常包括部分當地居民。

出發(fā)點也很好理解—“不能讓人抹黑咱”。

這是一種樸素的、基于保守情感的地主思維。初衷是盡可能維護地域的名譽和形象。一個地方發(fā)生了負面事件，當地人認為這是“家丑”，能不外揚就盡量不外揚，能內部解決就內部解決，越低調越好。

農業(yè)社會，“兩耳不聞窗外事”與“家丑不外揚”作為維護居所穩(wěn)定和宗族社會靜態(tài)延續(xù)的兩扇門，隔絕了大部分與外界融通的渠道，壞事不出門，好事傳千里，這既是維續(xù)穩(wěn)定、抵御風險的需求，也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倫理觀念要求。

把一個地域、一座城市視為家，本質上和鄉(xiāng)土社會鐵板一塊的宗族凝聚意識是一樣的。甚至有著一定的現代性基礎。比如隱私權，將地域人格化，將發(fā)生于該地域的事情內化為能夠被個人判斷左右的隱私信息。此外，出于一種樸素的責任感，斬斷一切可能泄露“家丑”的信息源，反而被視為義務。

“家丑不可外揚”這句已演化為傳統觀念的民間俗語，脫胎于傳統政治文化里的“避諱”概念。

最早的避諱說法來自儒家，“《春秋》為尊者諱，為親者諱，為賢者諱”（閔公元年）?！爸M”，即因有所顧慮而回避、隱瞞或故為曲說。

在孔子看來，需要避諱的對象，往往是尊者、親者和賢者。各種禮崩樂壞之下的丑事、惡事，“為尊者諱恥”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

但這是否意味著，一切“丑聞”必須封鎖？

需要明辨的是“丑聞”與“新聞”之間的區(qū)別。前者，在文化語言情景下更常被視為私人領域的道德爭議或污點，后者則實打實地關乎公共利益，關乎法治和人權。

避諱是有前提的，不是壓倒性的，因此中國自古有法治和仁的義理，“是相互性的義與相互性的愛”，要求一樣決策需要盡可能服務于最多數人的利益。

譬如，在依靠專門的通信人員傳播信息的時代，凡遇天災人禍，如果官員瞞報、緩報，導致朝廷不能及時獲知消息，最終可能造成餓殍遍地，民不聊生，甚至間接激生農民起義等變局。

一場火災，或者是其他造成了重大生命傷亡的災難，當然不能算是“家丑”。

生命權以及其它人的一般性權利是超越地區(qū)狹隘需要而存在的更高階的人類基本權利。在國家公民和人類普遍生命價值的語境下，居民和城市并不是從屬關系，而是在行政上的被服務者和服務對象，權力上則表現為監(jiān)督與被監(jiān)督的關系。

對外部監(jiān)督的抵御和避諱，源于一種權利意識的錯位。誤將地域為單位的名譽責任感，置于了更重大的公共利益之前，將法與政治領域的公共議題，簡化為了私域的情感和倫理問題。

公法領域的民眾知情權則與新聞業(yè)的成熟息息相關，“到場”成為將公共利益與公眾聯絡起來的重要橋梁。在相當一段時間內，社會受益于這種溝通。新聞記者就像一個擦玻璃的人，把無知之幕背后直接關于個體利益的必要信息拭亮給公眾。

到了現代法制社會，不僅是公權力，凡事關公共利益，與廣泛的、超出單一地域和人群相聯系的問題，就理應公之于眾，受到社會的有效監(jiān)督，不得隱諱。

倘不如此，不管任何一方，最終結果都是集體受害。